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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级华人银行家在澳洲三次华丽转型,对于当前中澳关系他怎么看?

澳财网
2021-09-24
2174

写在前面

商业的本质,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价值交换。在财经世界中,最精彩的永远是人的故事。

而在中澳当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,每一个间于其中的个人,在大时代浪潮的推动下,都不得不做出选择。

博满澳财全新制作的澳财访谈系列节目《拾分》,旨在目前这样一个中澳关系充满挑战又不失机遇的背景下,向华人社区进一步展现澳大利亚财经界的领军人物、意见领袖,以及新生代的创业者们是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并获取成功,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和经营哲学。同时,也带来他们对于澳大利亚的创业、科技、金融等各个商业领域的独到见解与感悟。

《拾分》,希望能让您听到澳大利亚财经界最有价值的声音。

银行业高管,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,总是一份令人羡慕的金领职业。更不谈是跨国就业、32岁就做到澳新银行(ANZ)北京分行的行长。

莫畏(Wayne Mo),在中澳两国的银行界工作了整整21年。2001年,他加入澳新银行(ANZ)上海分行,最终任职澳新银行REI(全球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)执行董事兼总行中国业务主管——成为澳洲华人在银行业获得的最高职位之一,可以说成为了所有华人银行从业者的“天花板”。

然而,人到中年,危机感“不请自来”。为了寻求人生突破,莫畏毅然放弃稳定的高管职位,加入一家中资企业,参与到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全澳也是全球最大牧场的收购中。然而,政界风云突变,收购案不断受阻,莫畏告诉老板,继续竞争将无法获利。决策正确,却几乎让自己失业。

从澳大利亚到中国香港再到南美,纵横四海做并购投资之后,莫畏再次回到这片土地,来到一家具有“中资基因”的公司——Aqualand集团,创建了金融投资平台AL Capital。

经历了三次事业转型,在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之间,莫畏是如何寻求平衡,做到从容取舍的?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疫情,他对公司管理和市场变化又有哪些新的看法?一度站在中资在澳投资的“风口浪尖”上,而在目前充满挑战的中澳关系背景下,他对中资在澳的前景又有哪些判断?

以下为《澳财访谈》系列节目【拾分】第三期——AL Capital首席执行官莫畏先生的采访内容整理,视频节目请扫下方二维码观看。(博满澳财分别在2019年和2021年对莫畏先生进行了两次采访)

中年危与机:

打破自己创造的天花板

(2019年采访部分)

问:在十几年前,作为华人,是如何做到澳新银行REI执行董事兼中国区主管的?

莫畏:我是在2001年加入澳新银行上海分行,担任过上海分行的副行长,然后又调任北京分行行长了一段时间。

后来来到澳大利亚总部,可以说是通过自己lobby(游说),争取而来。

当时,澳新银行的机构银行(Institutional Banking),还没有一个中国业务部门。但我在管理北京分行时,觉察到一个趋势:就是中国企业往外走的步伐越来越大,而澳洲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。对于银行,这些企业是很重要的客户,我在北京分行恰好是服务这些客户的。

而我个人由于家庭原因(太太是澳大利亚人),希望能前往澳大利亚生活。并且,那时我已在澳新银行的中国分支工作了许多年,累积了一定外资银行的从业经验,在职业道路上想要更进一步。

在北京分行的工作中,我和总部各个部门的领导已经比较熟悉,因此自己做了一些准备,并积极和各部门领导沟通,推销“中国业务部”这个概念。

我比较幸运,在当时中资进入澳大利亚的大背景下,公司高层接受了我的建议。我就来到澳大利亚,建立中国业务部门。

最初的时候,整个澳大利亚机构银行的中国客户只有两家,整体营收低于200万澳元。但在我们和各个部门同事不断的合作努力下,加之中资在澳投资掀起热潮,我们的业务确实发展很快。等我离开时,中国客户的数量已经倒到20-30个,整体营收超过4500万澳元。从专注矿业,发展到石油、天然气,农业,以及房地产等更为多元化的机构客户组成。

问:在银行业工作了15年之后,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辞职,加入一家中资背景的企业的?

莫畏:开玩笑的话,是因为中年危机。如果严肃地说,也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,会自己给自己压力,想要寻求突破。

就我个人而言,事业可以算比较顺利。做澳新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时是32岁,算相对年轻就做到了管理层职务。后来也如愿来到澳大利亚。

但过了40岁,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瓶颈。虽然职务已经到了执行董事(executive director),但我还不甘心职业生涯就到此为止,还希望再能有一个跨越。而且,我看到整个银行业正面临一些压力,因为市场对资本的回报率要求越来越高,可银行业的增长亮点并不太多。

所以,我从职业规划的角度,开始考虑如何转型,去开启新的职业道路。

莫畏(右)与博满澳财首席执行官高松谕(左)

在银行业继续发展,澳大利亚的机会恐怕不多。但我的家庭在墨尔本生活了近10年,衡量家庭需求,我仍希望继续留在澳大利亚。

因此,基于我有中国和澳大利亚两方面的行业经验,就想选择去一家有中资背景的企业做澳大利亚的高管,便有意识地开始寻找机会。

经由一个好朋友介绍,中国的民营企业上海鹏欣集团当时正在收购世界上最大的牧场——澳大利亚基德曼(Kidman)牧场,收购已接近尾声,就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(FIRB)审批。公司急需一位澳大利亚的首席执行官(CEO),帮助董事会监管收购企业的运营,并进行其他收购。

我有幸,和我在该公司的老板姜先生,在北京就有过一面之缘。再次见面,大家也相谈甚欢,我的背景和他们的需求确实很契合。

就这样,我从银行离职,开始了新的工作。

在一家机构工作了15年,离开的时候还是有些感慨。其实我对澳新银行的忠诚度还是很高,很有感情。毕竟是公司给了我很多机会,让我在上海、北京、新加坡和墨尔本工作过。

而后来新工作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,发生了各种曲折——因为那一年(2016年)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突然提前大选,我们的收购突然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。

就在我入职两周后,看到一条新闻:参众两院解散(double dissolution),联邦大选提前。当时,我就立刻发消息给我当时的新老板说,“我们Kidman的批文看来下不来了。”

事实如我所料,当时的联邦财长,也就是现在的总理莫里森(Scott Morrison)否决了Kidman农场的收购案。

当时我们还是继续非常坚持地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,但当时澳大利亚首富吉娜莱因哈特(Gina Rinehart)和其他财团成员方不仅给出了更高的价格,还给出了澳大利亚企业占比更大的股权结构。看到他们的报价,我向老板建议,这个价格实际的经济收益已不明显,“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”,应当退出竞争。

虽然是我力主退出交易,但一个结果就是,我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没了。因为作为一家中资企业,当时公司在这里没有太多资产需要管理。不过,我的老板对我非常好,认为我在半年多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,向我表示,如果我愿意,可以选择去香港做全球并购(M&A)的首席投资官。

后来,他把原本要投资在澳大利亚的5-6亿美元投去了巴西——另一个南半球的农业大国。而我,也因此前后搬到了中国香港和南美,开始了全新的职业旅程。

问:现在您协助有中国基因的澳大利亚集团Aqualand,创建了金融投资平台,这一次的转型又是如何发生的?

莫畏:这说来也很幸运。因为前往南美以后,无论在那里还是面向全球所做的投资工作,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,无法照顾家庭。我本身又是个家庭观念比较重的人,我的家庭也比较希望重新回到澳大利亚长期生活。所以,两者之间有些难以取舍。

其实,当时在南美投资也有其他国内大型企业集团,比如上海复兴集团的郭总(郭广昌)也曾给我很有诱惑力的offer(邀约)。

但最后,因为考虑到家庭的需求,还是优先考虑回澳大利亚的机会。这也非常感谢我长期的导师,澳中关系的政商界领袖,史伟立阁下(Hon.Warwick Smith AO)给我介绍了Aqualand的工作机会,他现在是我们的董事会主席。

莫畏(右1)和Warwick Smith(左1)及团队成员在中国驻澳总领馆门口合影

大约是两年前,经过了非常短暂的沟通,我就决定接受这个工作,回到了澳大利亚悉尼,去创建AL Capital。

经过了很短的时间,我们的团队已经初见规模。现在有十几位职业经理人,分别来自法国、荷兰、南非、印度、越南、新加坡等国家,就像一个小小的“联合国”。他们大多都有是有国际经验的资深银行从业人员或基金经理。我们开玩笑说,我们这些的银行、基金从业经验加起来都要超过200岁。

作为家族办公室,我们目前的投资主要分为两部分:一是在二级市场做一些股票投资,大多数为澳大利亚ASX 100的股票;二是做私募(PE)投资,但和一般私募不同,我们更多是做财务投资者,去投资一些高成长性的企业,并参与到公司的运营中,利用集团的内在资源帮助企业成长。

人生平衡点:

把稳大方向,做好取与舍

问:您长期担任公司高管,工作繁忙,但又很重视家庭,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?

莫畏:我觉得工作和家庭的平衡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在每一个阶段,都必须要做好取舍。

首先,如中国一直讨论的“996”,长期来看,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是不是可以持续,自己需要有个度。其次,你付出更多精力在事业上,那么毕竟家庭就会受到一些损失。当你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家庭的支持,也要懂得取舍

莫畏(中)与《胡润百富》创始人胡润(右),

以及PWC中国业务主管合伙人张恺(左)

我当初在中国香港和南美做决定回到澳大利亚,也是出于这种考虑。

我一直强调我们非常幸运,澳大利亚是一个比较崇尚于职业和家庭平衡的地方。从整个社会层面,就给我们一个相对较为宽松的环境。

当然,比如我在2008年选择来澳大利亚,也会有很多人说你在北京行长当得好好的,为什么要这么做?这就是一个人的取舍。当你做出大方向的选择后,再争取在现有平台上做得更好。

问:中澳的职场环境肯定有很大的区别,您是如何在这种文化夹层中寻找到平衡点的?

莫畏:我认为应该从主流的角度来思考。比如在这里的企业,其实就是一家澳大利亚的企业,目标是澳大利亚的市场。作为澳大利亚的企业公民,要对整个社会做出回馈。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,无论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定位,还是公司的定位,都更容易在社会当中取得成功。

我个人,的确在中澳文化的夹层当中生活了很久。因为我的家庭是中澳联姻——我夫人是澳大利亚人,所以我也拥有一个多元文化的家庭。

可以说,对文化冲突的处理贯穿了我过去20年的人生。在面对文化差异时,找好平衡点,进行两方面文化的融合和理解非常重要。

莫畏(右2)和澳洲商界领袖David Gonski(右1)等为新州美术馆新馆奠基

在中国的澳新银行时,我就是它的本地化的受益者。因为本地员工,了解当地情况,如果又能理解总行的语言和文化,往往最容易获得认可。

在我服务中资企业,帮助他们到澳投资时,也看到很多企业走了不少弯路。其中,有些公司希望把中国的一套照搬到澳大利亚来;有些则是把中国的管理层派过来学习这里的模式。如果中国管理层能够适应澳大利亚的方式,公司就能取得成功;但是照搬中国模式,往往适得其反,无法成功。

过去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,我非常希望能够创造一种能把两方面融合得比较好的模式。

我觉得,Aqualand现在已经比较接近这种模式:我们的员工团队里有70%左右是本地员工,30%左右是像我这样有中国背景、双语能力、又对澳洲市场非常了解的员工。我们以一种澳大利亚公司的身份在运营,同时又借鉴了中国母公司的现有优势,希望能够打造出比较成功的模式。

疫情与中澳,现在与未来

(2021年9月补充采访)

问:2020-2021年,全球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变数——新冠疫情,金融投资领域也同样经历了很大的起伏。您的公司在疫情之初是否面临过一些未曾预料的困难?如果有,又是如何解决的?

莫畏:新冠疫情,可以说是是二战以来最严重、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自然灾害。这不仅对各国的卫生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,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更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

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所在的金融行业,对适应远程办公的能力和可行性相对比较强,交易平台都是在线上,所以我们在第一次封城时,就转向了居家办公;由于公司的IT基础设施比较完备,我们在家利用彭博,FACTSET等系统进行交易,并利用各种工具和软件保持了团队之间很好的沟通,所以从办公室到家庭办公室(Home Office)的转型比较顺畅。

莫畏与AL Capital投资委员会和部分团队成员

当然,即使网上工作是可行和高效的,我们依然怀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,和面对面交流的思维碰撞带来的火花。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疫情控制较好的期间,我们还是在自愿的前提下,部分恢复了办公室的工作,并为愿意来办公室上班的员工提供了免费车位等福利,减少他们上下班使用公交带来的传染风险,并在办公场所提供大量的口罩,消毒剂等防护设备给员工。

直到这波疫情来袭我们重新居家办公,这些转换基本没有对我们的生产效率有太大的影响。

宏观方面,疫情当然对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波动,但波动同时带来了机遇。由于我们的投资为多空结合,授权比较灵活,所以在疫情之初,武汉市疫情严重但尚未影响全球时,我们就对疫情的扩散作了预判,并比较早的对一些旅行相关的个股,如Qantas,Flight Center,Corporate Travel等进行做空操作,所以在第一波疫情来袭、股市大跌时,我们反而取得了很好的收益。而在去年下半年美国大选拜登初现当选势头时,我们又调整仓位,全线做多,所以去年整年取得了25%以上的回报率。

我们的私募部门,在疫情来临前后也做了多个私募投资。总体来说投资标的公司在疫情期间,受到的冲击较小,并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。

和大家一样,我也期待疫情的早日好转,封城早日结束,可以恢复到我们所热爱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。

问:后疫情时代,您比较看好哪些投资领域?

莫畏:从长远看,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已经改变或即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,我们对这些有突破性潜力的公司也非常感兴趣,不管是在私募市场上还是在上市公司中,我们都在不断寻找这类新兴科技企业,来长期持有。

此外,ESG和节能环保也是一个大的趋势,在这场变革中会必然“几家欢喜几家愁”,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领域。

问:2019年您接受采访时表示,中澳之间经济具有较大的互补性,对于中资在澳投资方案,您当时比较看好高端消费品、服务业(金融服务业)、房地产行业,还有澳洲传统优势行业如石油、天然气、矿业资源等。

但从去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,中澳关系就持续紧张,您现在对中资在澳投资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?还有什么行业或投资方向,您觉得未来中资仍有机会?

莫畏:现在回头看,2019年说的这些行业,确实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。除了少数高端消费品如红酒、奶粉受到关税等限制、冲击比较大外,其余提及的产业都有不错的成长。

金融服务业中一些新业态公司,如先买后付(BNPL)型公司,估值一飞冲天;传统金融行业,如银行股,在新冠来袭后经过短暂低迷后,迅速恢复到了历史高位。房地产行业,特别是住宅和工业地产,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不断创下新高。铁矿和多种矿产大宗商品相关股票也都在后疫情时代涨幅强劲,Fortescue Metals Group,BHP等公司纷纷给出创纪录的股息分红。这些现象还是支持了“长期供求关系和长期趋势,必将战胜短期波动”的论点。

近年来,中澳外交和政治的紧张关系确实客观存在,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,涉及多个层次的原因,可能在短期内也不一定能够立刻解决。由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,在此我不作评述。

从经济方面看,虽然双方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投资和贸易方面的限制措施,但我依然认为这不改变两国经济长期互补的客观现实。

可以看到,过去一两年来,即使在比较负面的双边关系背景下,又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,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依然量价双双上涨,双面贸易额也继续居高不下,这也部分地体现了供求关系。比较优势还是决定经贸关系最重要的推动力。

有的政治家宣传澳大利亚要做好贸易多元化,把贸易从中国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上分散出去,但在我看来,这不科学也不现实。与我有沟通的很多当地商界的重量级人物,对这个问题都有很清晰的认识,不断在致力于把经贸关系与政治外交关系区分开来,这才是对两国人民和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一条出路

诚然,由于疫情以来FIRB出台了一些新的限制,加上近年来国内对海外投资加强了管控,国内来澳投资的金额大幅跳水,去年中国直接投资已从最高峰的175亿澳元,下跌到了25亿澳元。法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,加上新冠带来的不确定性,都是导致这种下滑的直接原因。

但我觉得,一是潜在的供求关系带来的贸易投资机会,从中长期来看依然存在;二是,双边关系受一些特殊情况导致的紧张,终会在时间的推移下得到或多或少的改善。

短期内,中资在敏感行业的战略投资确实阻力重重。但是,暂时的困难,并不妨碍长期的趋势。我认为,中澳投资的低谷终将过去,我也期待不久的将来看到,中国在澳投资的逐渐复苏。

至于行业机会,当然会跟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。但总的来说,供求互补性强的行业,或成长性强、创新性强、科技含量高的产业,对所有的跨国投资者、或本国投资者都具有吸引力和投资潜力。

责任编辑:Quan

*以上内容转载自澳财网,FindAus对内容或做细微删改,不代表本网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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